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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家面包房里精神病人在工作

    时间:2018-08-28 06:28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    有一次,他把自己珍藏的那套瓷器摔得稀巴烂。家人才开始警觉,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脾气不好。 这个精神病院官名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,里面住着200个像靖哥这样的人,他们是群已经接受过治疗,度过了频繁发病期、处在康复阶段的病人。 这200个人有不同程度的精

      有一次,他把自己珍藏的那套瓷器摔得稀巴烂。家人才开始警觉,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脾气不好。

      这个“精神病院”官名为“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”,里面住着200个像靖哥这样的人,他们是群已经接受过治疗,度过了频繁发病期、处在康复阶段的病人。

      这200个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:有人话说不明白,你说什么他都笑;有人对摄像机特别好奇,会把脸直接怼到镜头上;像靖哥这样的也有一些,他们几乎康复,很少发病,遇到节假日可以回家团聚。

      说到精神病,人们往往联想到暴虐和危险,比如《沉默的羔羊》中会食人肉的汉尼拔,《蓝丝绒》里会歌女的精神分裂病人,人们称呼他们为“疯子”或者“变态”。

      病人家属也对精神病人避之不及,“病友”阿正说自己刚住院那会,老姨来看望他,走到门口不敢进,怕一进来就挨砖头。

      靖哥看到我们来采访特别兴奋,因为导演和摄像都是从外面来的“正常人”,他说自己最喜欢跟正常人聊天。

      托管所的病人里,高学历的不少。比如靖哥,他出生在北京东城区,80年代,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。他不是个书呆子,打篮球、打台球,踢足球都算得上精通。还从高中起弹吉他,拉小提琴,跟同学一起写剧本搞话剧,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

      毕业后,靖哥进了一所大学当老师。他拒绝提学校的名字,“我自己都这样了,就别给学校添堵了。”

      刚进学校教书,他赶上了“下海潮”。一夜之间,有人成了暴发户。靖哥坐不住了。

      他先靠给人画图纸攒了点小钱,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设计工作室,开始创业。

      他把工作室弄得有模有样,聘请了几位设计师和工地经理,自己去跑项目。但创业之初,小项目只能维持基本开支,挣不来大钱,大项目又不多,工作室开一天就有一天的人力和房租成本,靖哥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。

      “混社会跟教书完全不一样,大学更纯净”。他努力过,但第一次创业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      是那种可以转来转去的真皮椅子。这把老板椅是自己曾经当老板的象征,他留下来是想着要东山再起。

      之后,他又尝试过很多行业,但当过老板的人,重新打工摆不正心态。有朋友总结过他那阵的状态:从小到大都太顺利了,跌了跟头了就想在地下趴着,最好谁都看不见自己丢人的样子。

      有个外地朋友买了新房想找他装修,他觉得自己都干过商场专卖店的设计,瞧不上家庭装修,在朋友家转了一圈说这屋刷刷白就得了,“当时我还端着呢,现在回想起来特后悔,当时很多朋友都想拉我一把,但我让别人失望了。”

      俗话说,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。他事业失败后,恋人跟他分手了。母亲的去世彻底压倒他,那会他想死的心都有了,觉得活在世上特没劲,钱也没挣到,爱情也没了,亲人也离他而去。

      心情不好的时候,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,就在家摔东西。靖哥说他有一套很喜欢的瓷器,一个茶壶四个茶杯,上面写着万寿无疆,平时舍不得用,但糊涂起来照摔不误,一套瓷器被摔得残破不堪。

      家人尝试过带他去治疗,去看心理诊所,没有结果后不得已,把他送到了精神病服务托管中心。

      入院后靖哥看过很多关于高强度工作人群的报道,在恢复过程中翻书看资料,去思考当时自己为什么就病了。

      他说:“没有一个人是钢铁侠,总有一种压力是自己扛不住的。心理障碍谁都有,有障碍越过去就行了,我就是没越过去,一再扛着压力,直到精神防线崩溃。”

      “不是什么好的都得是你的。如果安安分分地在大学教书,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,回家吃晚饭时喝两口酒,抱怨一下工资少、这届学生不好带。”这样的假设也包含在他的反思里。

      靖哥来精神病托管中心的第二年,“疯狂面包房(CrazyBaking)”项目启动。

      这是由瑞士人伊万和德国人娜塔莎共同发起的,想让这些精神病康复患者有更多跟社会接触的机会。

      有的说,自己是来疗养,来康健的,不是来干活的;有的说,不会做面包,也不想做。

      伊万和娜塔莎知道,还有一个原因,大家都不愿承认。他们是自卑,害怕自己的面包被人拒绝,不如与世隔绝少受些伤害。

      伊万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说:“自我介绍时,他们首先说的是我是狂躁症病人,而不是我叫什么。”

      不管,伊万和娜塔莎两个人一边买了烤箱和搅拌机,一边不停跟病人说工作到底有多重要。

      “正常人很少会把工作和愉快联系到一起,但对于精神病人来说,做面包能让他们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。”

      “病友”小雨做“麻花面包”,刚开始总是做不出漂亮的样子,师傅教他们先用毛巾练手,这些人回到宿舍,把毛巾湿一下弄成两条辫子,按照师傅教的方法卷毛巾。一个晚上没卷好就拿出十个晚上练,她相信自己挺一挺,总会能做出合乎标准的面包。

      最早,疯狂面包在三里屯和燕山商圈有两个固定摊位,摊位上放着面包和一个写着“Crazy Bake”的招牌。

      有一次出摊,买了面包的外国人兴冲冲地跑来跟伊万她俩说:“你不是说他们是精神病人吗?还有人会说英语呢!”

      一次活动上,有个志愿者是老板,把面包全部买下后发给公司员工,但活动结束后,老板走了,员工把面包扔在桌上也走了。

      “心里有一丝不舒服,但后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们做的面包没有毒,会有人喜欢疯狂面包的。”靖哥说。

      部分最早出于同情心购买面包的人,早就因为面包品质好成了老顾客。疯狂面包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有一定名气,一般都销往各大使馆和国际学校。

      面包房的建立,为这所平日大门紧闭的托管所带来了改变。他们还用卖面包钱改善了生活。

      “我们可以说这台空调是我们换的,那台卡拉OK机是我挣钱买的。”有的“病友”把挣到的钱存起来,家里给的补贴也能少一些。

      靖哥有时候会幻想世界上出现一千个、一万个“疯狂面包房”,让病人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这样过日子才更有盼头。

      我听到一个故事,精神病托管所里的一个医生去另谋高就了。没多久又回来了,说,“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,也想他们(病人们)。”

      这里不能上网,不能有手机,想看亲人就等着他们来探望。病人知道现在满大街都是共享单车,从电视上看的,但自己骑不上。

      我问靖哥,你看起来跟正常人无异,为什么还不回家?他叹了口气说:“别提了。”

      有的家人没能力再管。拍摄当天,我碰上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为女儿办入院手续。她跟工作人员絮叨,说为了女儿的治疗,自己一把年纪还得出去发传单。现在她的心愿是把孙子抚养成人,等自己老了,死了,孙子可以好好照看他妈。

      有些病人不愿意离开。前面提到的小雨是2009年被送入托管所的,她曾经在2003年发病后被送入医院治疗,病情稳定后回到工作岗位。

      年轻时,小雨是个十分好看的姑娘,喜欢文学和艺术。再次上班让她很高兴,可是,她觉得每个同事都在电脑后面偷偷观察自己,别人嘴巴动一下,她就怀疑是在说她坏话。她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,只能再次入院。

      要离开的时候,有个女孩A刚被家人送进来。她今年36岁,从出生就有精神残疾。她父母老迈,坚持自己照顾到现在才送进来。

      父母办完手续准备走,A才察觉,踉跄地追出来,捂着脸“呜呜”地哭。“别不要我,别让我一个人。”她边哭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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